老爹2006年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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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6日 星期一

記霜紅樓主 徐燕孫

民國初年在北京,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畫家,首推徐燕孫先生。徐先生是河北省深縣人,單名:操,字燕孫,號霜紅樓主、霜紅龕主,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於民國五十年(1961)病逝北京,享年六十二歲。

民國八年(1919)北京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之時,徐先生就加入了這個社團。前此曾從管念慈先生習畫,管先生是前清內廷供奉,是一位名滿京城的畫家,據俞劍華著《中國繪畫史》的記載:

管念慈字劬安,無錫人,光緒中供奉內廷,長如意館,受知孝欽,恩遇之隆,一時無兩,山水學王翬,花卉學惲格。

徐燕孫先生自幼喜愛人物畫,後又再向人物畫家俞滌煩先生學習人物畫法,俞先生為吳興人,是一位著名人物畫家,據說是當時的總統袁世凱約他到北京來作畫。關於俞滌煩先生的事蹟,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過「民初十二家北方畫壇」畫展。這十二家之中有俞先生作品,歷史博物館的記述是:

俞明(1884-1935)字滌煩,一作滌凡,浙江吳興人,俞原之姪。工畫人物,宗陳洪綬、任伯年筆法,善仕女畫,意境清雅,饒富古意。袁世凱慕其名,差人南下聘其入京為之作畫,因而聲名大噪,與徐宗浩為友好,故其畫上多有徐宗浩題字。

民國八年(1919)新文化運動,認為中國畫自明清以來陳陳相因,維新人士主張改革,此時適逢中國畫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揭示宗旨,曾有「博採新知,先求根本之穩固,然後發展本能。」的說詞,這也是北京畫家對於改革中國畫的基本態度。徐燕孫先生此時撰寫了《人物畫範》在中國畫學研究會出版的《藝林旬刊》發表,首先說:

當今為美術振興之時,正值新舊畫派競爭之際,而一般畫家惑於時尚,但知用筆織巧,敷色濃艶,自詡為能,其章法結構,亦復習於時趨,而鉤勒之法,略不措意,古意既虧百病橫生,立格不高,徒失俗弱,其甚為焉者,狂加頻挫,故作拗折,方且自標新義,用以欺世駭俗,殊不知一入迷途終身難拔也。

這一段話與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所強調的「古意」相近,所謂「古意既虧百病橫生」,甚麼是「古意」?它不是狹義的仿古,應該是指傳統繪畫技法而言,也就是中國畫中的傳統筆墨的基礎,「師古人」應是接受傳統筆墨技法;「師造化」是掌握現實,進而發展本能。兩者都是學習中國畫必經的途徑,徐先生對「古意」的認知,與他自己對「古意」的取向說道:

畫有疏密二派,顧(愷之)密,而吳(道子)疏也,張僧繇、閻立本俱法顧氏,所謂鐵線描也,自吳氏以「畫聖」名,其後者因之,至梁楷、石恪、馬遠輩始創有簡筆之作,畫法為之少變,然猶未失規模,觀其造意用筆從可知也。伯時(李公麟)作畫與古齊驅,直追吳氏,為人物中興第一人,龍眠而後,推趙孟頫,吳興錢舜舉,其派別則近乎博陵右相(閻立本)一派也。實父仇英,畫主工細,謂之作家可,非大家比也,間作簡筆亦復古勁可貴。獨六如 居士唐寅,能以格律之筆,出於天趣,為士氣派之大家,龍眠而後當屬此公,論其用筆,似較龍眠為挺拔,而渾厚雍雅固不逮也,至於張平山、吳偉輩,則是詼詫一流,過於放誕,才氣雖盛,究非完品,泊乎明季有陳洪綬者,實為一代大家,其畫能於古茂中深饒靜穆之趣,天機物趣,均以一靜字括之,用古入化,筆可通神,遜清三百年來,無有能及之者。余於前賢之畫,獨取吳道子、李龍眠二人,旁參以梁楷、馬遠數子而已。

徐燕孫先生在《人物畫範》中鼓勵人物畫初學者說:

初學者務須除成見,就古本加以時日,細心揣摩,玩其用筆,重提疾徐,部位繫乎陰陽,迴鋒偃波,筆致關於俗雅,一鉤一拂務究其源,明乎古人運思落筆之意,而復校之以規矩,衡之以準繩久久為之,必能自生新意。

從以上這段話具體說明如何師「古意」是:「明乎古人運思落筆之意」,再求「師造化」「久久為之,必能自生新意」。他特別強調勤習,要有「百回不厭」精神他又說:

多取古本揣摩其用筆之法,筆筆分晰觀之, 其輕提疾按,與夫一拂之微,務要窮其所以,逮乎心神領會,然後體會其意,潛心冥想,逐筆練習,百回不厭,並須就一己所得,互相考證較其得失以資借鑑,蓋學之篤,得之自深也。

據說徐先生早在民國十六年(1927)就曾為北平晨報連載的《三國演義》小說畫過插圖,完全用白描人物畫法,當時很受到讀者歡迎。民國初年北京天津兩市報紙,流行在星期天,加印一張畫報贈閲訂戶,內容有一週來時事、名伶劇照、名家書畫、編排一大張,先製鋅版,單色印刷,偶爾也有漫畫,或古代忠臣義士 ,畫像,用白描畫法,外加題讚,很有促銷效果,徐先生的插圖畫受到歡迎,是可想而知的。徐燕孫先生的首次個人畫展,據北京榮寶齋出版的徐燕孫畫譜中序言說是在民國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年秋,徐燕孫在北平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了他第一次個人畫展,這一次展品上百件,其中有高士圖、仕女圖、古聖賢像、鍾馗羅漢、仙佛等,其中尤以眾多鍾馗像最為豐富多采。有工筆有寫意有白描、有青綠、有仿明人郭清狂、陳老蓮、仇英、唐寅筆意,說明他的藝術修養深厚,畫路開闊。

活躍於三十年代北京畫壇的人物畫家李大成先生,隨徐氏習畫多年,昔日徐先生居中南海芳華樓,大成先生每天中午到芳華樓畫室,隨侍老師作畫,調理筆墨顏料畫具之外,也要幫助填彩著色,這不啻也是一種畫藝的磨練,從實際技法中累積不少經驗,午夜,廣播電台照例要到戲院現場轉播京劇,此時正是李先生騎腳踏車賦歸的時候,多年來如一日,故對於徐老師知之最詳,很多畫展他也均在左右,據李先生告知,徐先生展出仕女畫往往都是寬一尺五,長五尺的大幅作品,那是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西安事變後的元旦,在北京中山公園董事會展出,展出的作品據李大成先生回憶說:

有絹本《天樂圖》用蘭葉描鉤衣紋,白描一群仙女作樂。《龍王禮佛》前面畫龍王,後立一佛,鬚髮用花青加墨畫,極其工整。《鬥草圖》絹本二仕女亦非常工整。《關公像》白描(山戎圖》元絲絹本,上角城牆,下面幾個武士,也是白描。《羅浮夢影》仕女執紈扇,後有梅花是半寫意。在中山公園水榭展出《五百羅漢卷》用三尺寬丈二匹紙連接起來。另在水榭東牆掛起一幅丈二觀音,皆是白描。

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之前大約二十年這段時間,北京的藝文活動,幾乎全部都在中山公園,這裏原來是遜清時代的社稷壇,按照傳統左宗廟右社稷的規範,在天安門的左首是皇家太廟,右首便是社稷壇祭 殿前有三層方壇,壇上有五色土。民國三年內政部改為公園設有董事會,自圓明園移來奇石名曰「青雲片」,東有來今雨軒,西有水榭,迤北有:兩宜軒、春明館,大片柏樹林陰,下設露天茶座,每年三月牡丹花盛開,四月芍藥接踵而來,此時北京藝文活動齊集在此,每天最多可有七八檔畫展展出。筆者學生時代,經常在中山公園趕看畫展情形,如今記憶猶新。

徐燕孫先生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時, 再為晨報作畫,這次不是插圖,而是白描人物歷史故實畫,仍是每週一幅,並由主編厲南溪先生依圖作詩。事後把用過的鋅版集合起來,由李大成和任率英兩位先生編成一本白描畫冊,名為《霜紅樓畫賸》,徐燕孫先生寫了短序:

昔老友厲君南溪主編晨報文藝時,囑余每週寫故事畫一幀,以實篇幅,積久成帙,散諸箱篋,忘之久矣,偶為及門諸生所見,乃請於餘,復為編次輯補,得三十六圖,付之剞劂,雕蟲小技,原不足以行世,惟是編緬懷昔賢英風壯績,發之筆端,雖不足壯其一,要亦得以略見當梗概於一二, 則書畫小道,殆亦不可廢矣,書成請名,乃以畫賸屬焉。癸未春日霜紅主人徐操燕孫氏識。

這一本《霜紅樓畫賸》,出版之後流傳很廣,筆者原在北京亦擁有一冊,未及摧帶,來台灣以後,從已故女畫家杜若蘭女士處又見到此冊,稱是借自老師王令聞女士,王女士為台灣著名人物畫家,畢業於北平藝專,復入徐燕孫之門,現已移居美國。最近與李大成先生信函往返,始悉文革時存書均已銷毀,如今改革開放又重新出版,託人帶來影印本,如晤故人。(見圖一,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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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徐先生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曾經畫過一幅長卷,名為《循環圖》內容寫積善富有人家,因子弟荒嬉佚樂,遭致窮困,終因迷途知返,勤奮努力而再富足榮顯,晚年樂善好施。徐先生妙筆以工筆人物串連圖繪,成為長卷,為徐先生盛年得力之作,畫成之後經北京當代名流題跋,收藏者為郭立志,此事之籌劃為北京名畫家胡佩衡先生,事後印製珂㼈版畫冊分贈,筆者也獲一冊已帶來台灣。(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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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五十年前,北京雖處於淪陷區,但對書畫藝術並不因戰亂而受影響,反而異常活躍,徐先生經常為「榮寶齋」繪製泥金箋青綠山水人物,極為工細,記得為了專門去看徐先生一件泥金扇面《三顧茅蘆》,往返琉璃廠榮寶齋,只為了一看再看《三顧茅蘆》,回想起來猶如昨日。

民國八十五年(1996)「榮寶齋」出版徐先生畫譜列為第九十二,從畫譜記述才知道,曾經任中國畫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創作組長,北京國畫院副院長,最後被「錯劃右派」,何故「錯劃右派」《榮寶齋畫譜》中沒有說,大家誰都不知道為甚麼,在當時只要一變成「右派」,就失去所有名銜、職務、待遇、成了「遊離份子」,此時甚至也沒有人敢接近,完全予以孤立,無人敢接濟,生活立刻成問題,使其自生自滅,只要被劃成「右派」等於判了死刑,聽來真是不寒而慄。

在台灣聽當年湖社老畫家瑪諄湖先生說:他見到徐燕孫畫仕女,先把頭臉畫好,然後順著頸畫兩肩,之後再定手的位置,順著手向上畫兩臂,再畫腰際,之後再定腳的位置,再連接膝臀,雙腿前後站立,或倚坐不同姿勢。衣紋線條如同寫字,有先後的筆順,揮灑自如,立即成幅。

北京人物畫家黃均先生說:他親眼目睹徐燕孫在中山公園茶桌旁邊喝茶,邊聊天,不到半天就畫了一百個神態各異的「判兒」。(北京人把鍾馗稱作「判兒」,就是判官的意思。)

從以上兩位老畫家的談話,可以體會出徐燕孫先生對於人物畫造型的掌握與嫺熟,作畫如同寫字,只要大結構在心中形成,信筆寫來,這就是所謂「中得心源」。對於「外師造化」,據李大成先生說:徐先生最愛京劇,當年北京有一位著名武生孫毓崑(按即台灣著名京劇演員孫元彬、孫元坡之令尊)每逢演出,徐先生必到,靜觀劇中人物動作,潛移默化。徐氏筆下 鍾馗造型誇張之處,不乏京劇舞臺動作,筆者在臺北,曾不止一次觀賞孫元彬演出《鍾馗嫁妹》。鍾馗的每一個動作,幾乎都可以入畫,再加上帶領的五鬼,配搭出很妙的構圖,從此處可以領悟到中國藝術的美感,決非寫實作品可以比擬。

人物畫的素材,俯拾皆是,人物姿態,言談笑貌,潛移默化付於筆墨重作組織,就會獲得「新意」,此一「新意」所指並非人物服裝式樣,所傳達的「新意」,追求的筆墨為基礎所建立的「新意」,它不寫實,但是足以令人會意的作品,對這樣的銓釋如果徐先有知,也會同意。



-- 原文刊於工筆畫學刊第六卷一期,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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