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學者當中與敦煌結緣最早的，有潘重規、蘇瑩輝、羅吉眉三位先生， 此外兩位曾赴敦煌作田野調査的一位勞榦教授，遠居美國，一位就是這位百齡高壽的石璋如教授，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史語所考古組的研究員、也是中央研究院握有「終身聘書」碩果僅存的 一位高齡教授。
筆者有幸，從民國五十年（1961）起，追隨石教授充任研究助理，前後達三十三年之久。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石教授與勞榦教授代表史語所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遠赴敦煌千佛洞，進行田野調查，親手測量並拍攝大量圖片，完成第一手資料，迄至民國八十五年（1996）石 教授完成《莫高窟形》鉅著，勞榦教授自美國寫來序文中說：
其中尤其窟圖一層，可以說是在璋如先生以前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工作，璋如先生是這個工作的第一個創始者。後來聽說敦煌藝術研究所在重新整修的時候，也做過一次。不過時間遠在璋如先生做過之後，又經過一些變化，敦煌洞窟損壞較快，璋如先生所做的應當較接近原來面貌，這一點是更值得珍視的。
西北史地考察團的組成，正是處於二次大戰期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雲南遷到四川，據已故胡占魁先生追憶當時情形史語所在傅斯年所長領導之下，用磚魂架起廢木箱作為書櫃，學術研究從未停頓。石教授在《莫高窟形》自序中說：
民國三十年（1941）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雲南、昆明、龍泉鎮，遷至四川、南溪、李莊、板票坳，田野考古工作區域和目標逐轉向於四川及大西北
… 由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中國地理研究所，三學術團體，合組西北史地考察團，各派員參加。民國三十一年（1942）四月一日勞榦、石璋如奉史語所派，由李莊出發，經瀘縣換船，二日抵渝，停留十八日，商定組織，分配工作，全團名單及職衍：
團長 辛樹熾 西北農學院院長
總幹事 李承三 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
歷史組主任 向達 西南聯大教授（由中央博物院聘）
地理組主任 李承三 所長兼
植物組主任 吳靜禪 同濟大學教授
歷史組組員 勞榦 歷史語言研究所 （兼文書）
歷史組組員 石璋如 歷史語言研究所 （兼會計）
地理組組員 周廷儒 中國地理研究所 （兼事務）
自四月一日由李莊出發，六月十五日到達敦煌
…
十九日抵千佛洞與藝文考察團同仁，同住中寺，張大千先生住上寺，僅一牆之隔。當由其領導，從他的編號第一洞起，逐洞參觀並解說。
田野調査工作進行到九月，油礦局敦煌辦事處通知，因為敦煌辦事處撤銷，兩週以後將有汽車來為敦煌辦事處搬家，如果有意搭車可以送到酒泉，如果不走，以後不可能再有汽車來接運了。為此石教授不得不趕工，提前結束調查工作，次年轉往陝西調査。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七月暑假在武功西北農學院完成一篇 《敦煌千佛洞考古記》記述工作情形，有生動的描寫：
六月十五日下午十時我和勞貞一先生到了敦煌城，住在鳴沙中心小學。休息三日，於十八日下午五時動身來千佛洞，因為攜帶行李所以坐了一輛牛車。由敦煌到千佛洞，共總四十華里，由於車夫的不熟悉，以致遊了一夜的戈壁，直到次日五時以後天大亮了才到達了目的地。黎明的晨光，讓我們看見一片高插天空的白楊，白楊的左面，個體分明的陳列著上中下三個寺院，白楊的右面，蜂窩式的洞子，一字長蛇陣的約有二三里，上、中兩寺住的是喇嘛，下寺住的是道士，就是王元錄的系統。這三個寺內共有十數個僧道，他們的生活，簡直與紅塵隔絕。我不辨方向，祇知道左面是高山，右面是懸崖，高山上有廟，懸崖上就是沙漠，這個地方，是座落在深谷
…。
水的供應，是靠著流經千佛洞前面的一條小河，這條小河非常的有意義，把荒涼枯燥的千佛洞，變成了沙漠中間的綠洲，河中的水頗富詩意，晚上是甜的，白天是鹹的，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水最鹹，半夜以後至天明最甜，偶一聽之頗覺神奇，其實說穿了平常的很。因為這條河要經過一個含鹽的灘，中午日光焱熱、河水又淺，經過鹽灘的水都變成了滷，又經過炎日蒸晒，高出水面的河都變成鹽，鹽隨河水而下，故水變成鹹的了，晚上沒有太陽，水從灘上經過，不起任何作用，故水甜，所以千佛洞汲水要在夜間。
敦煌一帶遠行習慣在夜晚，一則涼爽，二則藉星斗辨別方向，在戈壁沙漠行路如果不熟悉，數日不辨方向，是非常危險的事。自四月一日由史語所出發，到達敦煌已是六月十五日，抵達千佛洞是六月十九日淩晨，石教授在《敦煌千佛洞考古記》中說：
既到了千佛洞，第一步工作是「看洞」。由教育部西北藝文考察團，西北史地考察團和張大千先生，三個團體組成一個參觀大隊，這個大隊共有六人，張大千先生在前面作嚮導，藝文考察團團長雷震、鄒道龍兩位先生，及西北史地考察團的勞貞一先生和我跟在後邊看。按著張大千先生所編的號碼，由南而北一個不缺的依次的看；五光十色，使人興奮，這種偉大的藝術誘惑真是樂而忘倦。一直看了一天半，我想急於動手工作，因而退出參觀行列。
石教授與勞教授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前來敦煌從事田野考古調查，工作範圍是歷史，因此石教授急於展開工作，便不再跟隨「看洞」。開始每座洞的測量工作，由勞教授負責紀錄，石教授負責測量。
石教授田野工作經驗豐富，對測量遺址很有心得，筆者在史語所隨石教授工作時，曾不止一次教導我們如何做田野測量工作。
這次帶了不少測量儀器來到敦煌，如作遠程測量應付有餘，千佛洞的洞窟面積有限，便難以施展了，除皮尺、測墜、米達尺、三角板、量角器之外，又找到一根長木竿來幫助測量。事先畫好一張二米厘方格紙，墊在圖紙下面以便作圖，石教授在《敦煌千佛洞考古記》 中說：
每個洞窟預計作兩張圖，一張平面，一個側面
… 每個洞測量完之後，再用指北針測量個別方向 … 最快一天量十七個洞，慢的一天也可以量二洞，但是那個大佛洞（按係指張大千編號44窟的九層樓），可費了我三、四天的工夫 … 每日自早七時開始，晚七時結束，除三頓飯外，平均要量十個鐘頭。
度量這些洞窟除了長、寬、高，佛龕又因時代不同，形制不一，又有兩層窟中間有門洞，像似平地廟宇有兩進佛殿，又有大形洞內附有耳洞，種種不同形式各有不同難度，單一洞窟度量完畢，要測量千佛洞總圖，總圖的測量若用百分之一的比例，雖然容易做，但是它的面積南北有一公里半，繪圖紙要十五公尺長，當然是不可能的，石教授說：
總圖分兩種：一種是洞的分佈，一種是千佛洞地形。洞的分佈區域不過一公里半，而地形則至少須測五公里，測用的比例尺又不同，前者用五百分之一，後者用五千分之一。所用的儀器除三角架平板以外，還要照準儀、移點器、測量用的計算尺、皮尺、標尺、三角板、三稜比例尺、經緯儀、望遠鏡等，還要請兩個警士幫忙打基點立標尺，扛三角架平板
… 張大千 先生指著兩個人說笑話：「你們兩個人成了專家，敦煌的人，誰個認識皮尺？會測量，會使用洋機器！你們簡直成了敦煌的聖人了！」
九月八曰開始，最初計畫是五公分一根等高線
… 至少要三個月時間，那麼就到了大雪紛飛的十二月中旬才可完成 … 決定在敦煌過冬完成這個計畫
… 油礦局敦煌辦事處的孫主任給我們一個通知，說在兩個禮拜後礦上要來一趟車，這車是最後一趟，它替辦事處搬家，因為敦煌辦事處撤銷了，我們要東歸則可以搭車到礦上轉酒泉，我們若是不歸則以後可沒有汽車的機會了。我們加以慎密的考慮，認為沒有汽車，扛著器物走是太困難了… 只好把測繪工作簡化了 … 每天平均要做十五小時 …
兩個禮拜的時間結束工作自然要趕工，那種辛苦情形是可以想像的。
敦煌鄙居邊陲，生活條件很差，研究敦煌藝術，照相攝影是很重要的工作，當時石教授在敦煌千佛洞照相，只憑藉天然日光，上午光線好，下午光線弱，在黑洞中拍照，曾用過16光圈，拍攝快門達八分鐘之久，拍攝大幅經變或藻井，距離不夠則拍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將 來再拼合。
偶然得閲蘭州日報，其中一篇報導，當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拍攝洞窟內的藝術作品在洞口外設置一面鏡子反射陽光入洞，洞內立一塊蒙白布的木板，反射進來的陽光反射到蒙白布的木板上，這和現在拍電影在戶外打反光板相似。
石教授拍攝敦煌藻井很有心得，他有意把敦煌千佛洞的藻井編一部敦煌藻井集。筆者進入史語所工作之時，正忙於安陽考古報告的編纂工作，已故李濟博士，高去尋教授，與整個考古組同仁都投入這一項工作，石教授負責安陽小屯部份，高去尋教授負責侯家莊部份，這些考古報告集，一部接一部的完成出版，才著手整理敦煌資料，此時已是石教授調査敦煌半個世紀以後了，幸好當年所拍的底片，經過考古組照相室專家處理之後，還可以看得清楚，照片洗出編排圖版。筆者有幸參與這項工作，接觸到這些經變菩薩和飛天，又因為曾學習人物畫，不覺技癢隨手勾勒一些小稿，這部份工作，比起繪製殷墟出土古物的興趣更濃了。不覺已到退休時刻，依例公務員滿六十五歲就要退休。此時所長丁邦新院士約見，有意續留工作，旋向石教授報告：所長有意留任，直至敦煌窟形的測繪圖初稿完成由馮忠美賴淑麗兩位小姐繪成「完稿」準備交印。餘出時間整理敦煌藻井資料，先做四分之一藻井圖案草稿，全部完成請石教授審閲，最後精繪完稿。退休留任不覺五年，已是七十歲，必須離開研究室了。
這些保存了半個世紀的敦煌千佛洞第一手資料，如今出版了《敦煌窟形》這部鉅著，呈獻出千佛洞每一洞窟的結構和莫高窟整體的面貌，對沒有身臨其境的人，或只是青蜓點水式的局部參觀的人來說，會有更深入的瞭解。
--原文刊於工筆畫學刊第二十五期，200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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