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與作畫

早在抗戰勝利的前一年，我考進了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繪畫科國畫組，那時候北平是淪陷區，日本人把北平改為北京，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就是大家熟知的「北平藝專」。

學校叫甚麼名字，我們學生並不在意，學校聘請的老師是我們最關心的，令我們心滿意足的，這些教授都是我們所崇拜的當代名家。第二年日本戰敗投降，北京又改為北平，但是學校並沒有改回「北平藝專」，卻成為「臨時大學第八分班」，好像是被俘的俘虜，先編號聽候編遺似的。

徐悲鴻來做校長，首先把國畫教授全部解聘，他要用西洋畫法改革國畫，北平很多國畫家認為這是毀滅傳統文化，著文批判，引發「國畫論戰」。此時北平局勢每況愈下，素性保守的先嚴，主張全家移居台灣，在不容多作考慮之下來到台灣，此時北平又被改為北京。

來台灣定居的藝專校友組織了校友會，此時中央研究已從楊梅進駐南港，考古學家李濟之博士，甲骨文大師董作賓教授，是殷墟考古的主持人，這一聞名國際的考古發掘因為戰亂始終沒有正式的考古報告，南港院內新建考古館落成，積極準備編纂考古報告工作，繪圖在撰寫報告中是不可缺少的，於是委託陳奇祿教授代為物色這方面人才，條件是擅工筆畫，對古物有認識。陳教授向藝專校友會總幹事王昌杰學長談起，立刻想到我是學工筆畫的，也曾追隨一些研究金石學的老先生們進出博物館，適合這些條件。

我被校友會推薦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來工作，那年是民國五十年，院長是胡適博士，所長是李濟博士。考古報告的繪圖工作除了要畫出土古物，也要畫地層現象，更要把破損器物加以復原。這必須要對古物形制有所認識。畫圖和作畫完全不同，一件器物要靠繪圖來說明它的身高，體厚，外形紋飾，各部位尺寸，絲毫不能有差，它純粹是寫實的、是客觀的。作畫則融有畫家的意識，表達畫家個人的精神，既使是再細繳的工筆畫，也不寫實而它是寫意的、是主觀的，這是繪圖與作畫最大的不同之處。中央研究院進駐南港初期交通不便，鄙居鄉野生活枯燥，同仁發起組織「員工康樂促進會」分組舉辦康樂活動，我主辦「書畫組」原想書法和國畫並行，由於欠缺經費無力聘請書法教師，只由我義務指導國畫，每逢星期二，午休時間，大家不計工拙，前來塗鴉。從民國六十二年起到現在已有二十五個年頭，從未間斷。我在民國七十八年屆齡退休，仍舊每星期二來研究院指導國畫，從未間斷。

參加書畫組活動，沒有人想成畫家，大家認為國畫確是很好的休閒，研究院時常有國外學者來作研究訪問，住在學人宿舍多半有半年以上的停留，其中有美國，法國、日本、東歐的學者，他們的夫人也來參加康樂會的活動，到書畫組來的人比較多，有些洋太太原就會畫水彩油畫，有很深厚的美術造詣，初次接觸毛筆水墨，那種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書畫組無形中作了文化傳播，也是始所未料的。

轉瞬已退休十年，每回憶往事，對美其名改革國畫實則破壞傳統，不能釋懷，願在有生之年，對推展傳統國畫略盡棉薄，欣然接受台北市立美術館及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講座，擔任工筆人物畫教席與台灣省立美術館典藏委員，全國美展籌備委員。來台五十年參加各項展覽超越百次以上，民國八十四年被提名最優國畫家，獲得畫學金爵獎。

台灣膠彩畫家多留學日本，此類畫法以重彩兌膠作為媒材，是中國唐宋時代傳統畫法，傳至日本發揚光大，因此膠彩畫與工筆重彩畫應屬同宗，台灣有發展工筆畫條件，因此民國八十年我們聯合各大專院校美術系工筆畫教授發起籌組「中華民國工筆畫學會」內政部立案為全國性人民團體，我當選了首屆理事長。開始與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合作主辦「海峽兩岸名家工筆畫大展」共舉辦兩次，邀請「台灣膠彩協會」參加，出版專輯，對大陸畫家起了催化作用獲得正面回響。

工筆畫學會為有效推展工筆畫，出版專業期刊〈工筆畫雜誌〉除分發會員外並分贈各文化中心，圖書館、社教館、各大學藝術中心及相關文化藝術機構，直洲各國及大陸各地。

在這半世紀中，繪圖與作畫成為我的生活的全部，繪圖是我賴以維生的工作;作畫是興趣喜好，但不折腰求售，更不願受制於人。對服務三十年的中央研究院有種特殊的情感，如果要問這份情感的源頭，那就是「書畫組」。


一九九八年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出版之人事月刊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