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語所的那段日子

那一年，是民國五十年，正值暑假，我參加光啟社電視講習，在臺灣大學森林館上課。當時臺灣還沒有電視臺，希望藉此學習一些新知識，將來也好多一個就業機會。講習還沒有結束，北平與杭州藝專兩校聯合校友會總幹事王昌杰學長找我，說是為我找到工作:去中央研究院繪圖。不久被帶到臺大考古人類學系見陳奇祿教授，在陳教授研究室畫了一件原住民木雕解剖圖，這是對我的測驗，這幅圖送到李濟之先生那裡，我被錄用了。

陳教授專程帶我到南港，那天是九月三十日，來到剛落成不久的考古館，這裡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三組，也就是大家稱謂的考古組。首先見到高曉梅先生，聞知我曾就讀北平藝專，問我可認識李智超?李老師在校教我們書畫史，他是一位精於鑑賞的畫家，原來是高先生的表兄。

次日(十月一日)我正式上班，李濟之先生是所長兼第三組主任，每星期二到考古館在他的研究室工作一整天，董彥堂先生每星期四到考古館逗留一個上午，這是兩位馳名國際的學者。經常在考古館工作的是高曉梅先生，甚至晚飯後也到研究室工作，當時正在撰寫安陽發掘報告 — 侯家莊部份。不久石璋如先生也從史語所二樓遷來考古館，從此我專做小屯出土遺物的繪製，成為石先生研究室的助理，一直做到退休。

隨石先生工作，學得很多新知，也增加不少歷練，記得在整理小屯M40墓葬留下很多回憶。這是一座殷代車坑，出土遺物中很多是車馬器，較一般器物更難識別，尚有兵器及乘者馬匹的遺骸混雜一起。依照石先生指導先繪製原大尺寸的M40出土現象，再將出土器物依照出主位置擺好，人和馬的遺骸很仔細的畫出，這種方式可供研究思考。車乘入土情形，經過土方埋壓過程，再加上地層經過多年變化等等因素，經過石先生研究，車乘的復原有了眉目。為了求實，最後跳出紙上作業，按照M40出土原尺寸製做了一部模型車，並且從圓山騎馬俱樂部選擇兩匹身材與遺骸近似的馬，駕上我們復原的模型車，車上也站立三人，中為御者，右為執曳而擊者，左為射手，在考古館門前試車。

經過這次實驗之後，對殷代車乘有了更多認識，在研究期間，石先生不恥下問，令我深受感動。石先生投入研究最多的該是殷代的建築。殷代建築主要的遺存是存土和礎石，用版築方式築成不同面積的基址，在田野發掘習慣叫它「夯土臺」。成行排列的礎石，顯示這裡曾立有木柱，石先生指導我用保麗龍塊，照「夯土臺」的面積縮小，再標明礎石位置，用圓形竹筷在礎石位置上立柱子。竹筷子往保麗龍上插並不困難，竹筷插好，立即顯出屋柱排列情形，循此設置樑架即可求得建築物結構的概略。根據這些實驗繪製建築物復原圖，供作進一步研究。

實驗對研究工作幫助很大，自然科學研究需要實驗，人文科學如考古學同樣也需要實驗。考古組此時要展開青銅工業的研究計畫，要探討古代青銅器鑄造的方法。萬家保先生應聘到所擔任技正，主持這方面研究工作。不久考古館設置了青銅器鑄造實驗室。早在安陽發掘時獲得很多陶范，那是殷商時代從事鑄造工業重要遺存之一。如今要探討古代青銅器鑄造方法，必須先從製模作施開始，不得不請教陶藝專家。我引見了北平藝專陶瓷科的學長吳讓農，現在是師大工教系教授，到考古館來指導製陶，一時之間考古館熱鬧起來。

我到史語所工作以來，可以說百事順遂，早已忘卻學習電視所為何來?很多電視講習班的同學，進出電視臺工作無分晝夜，好不辛苦。正在自我慶幸沒有誤入電視圈，忽然電話中說有客來訪，到考古館門前見訪客名片方知是中國電視公司節目部人員，知我曾參加電視講習，有人推薦，希望參加中視節目編寫工作，允予優厚待遇。來人見我遲疑不決，即辭去，隔日電話中商定以公餘之暇撰寫，論件計酬。一般知識性節目當時稱為「文教節目」，定名為「上下古今」，以訪問專家方式介紹中國歷史文化，例如製陶、鑄造、草藥、武術、戲劇等都在計畫之中。製作人接受建議，請萬先生到節目談青銅器鑄造，並且拍攝了考古館的陳列室，在史語所這是史無前例的。後來臺灣電視公司來邀我繪製國劇過場插畫，遂辭去中視轉來臺視，重拾畫筆作人物畫。

中央研究院員工康樂促進會，是全院員工休閒活動社團。當年由史語所周法高先生倡議組成，有奕棋、橋牌、電影、國劇、郊遊、各種球類等組，後增書畫組，由劉淵臨先生和我陪大家塗鴉，事屬休閒，不計工拙。劉先生事忙，由我獨撐至今，很多位參加過書畫組的先生女士們，對提筆作畫興趣很高，也曾於慶祝院慶時節在蔡元培館辦過展覽。行政院每年舉行中央公務員書畫展，書畫組代表中央研究院參加，曾獲得第二名、第三名、佳作獎多次，這些榮譽的獲得也是始所未料的，雖然意不在獎，畢竟也受到不少鼓舞。

暑假期間時常有海外訪問學人到院，很多攜家帶眷住在學人住宅，他們的夫人也來參加書畫組活動。其中也有受過美術教育，有很好的藝術修養，初次使用毛筆水墨宣紙作畫，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史語所對康樂會的大力支持，要歸功負責行政的主管汪和宗先生。汪先生雅好國劇，在康樂會曾組國劇組，平時謹言慎行，是為李所長所信任，屈所長接任更為倚重，直到高曉梅先生接所長，汪先生已達退休年齡，事務室工作均由程泉生先生一人獨撐。在此情形之下，高先生有意從考古館調派一人去事務室，不過考古館工作均屬專職專業，如何捨此就彼，最後決定派我過去，上午在事務室做行政工作，下午回考古館做專業，兩處「行走」半年之久，方得抽身歸還建制。這六個月的工作深深體會到要進退得宜，不慍不火，不能有任何失誤，其中甘苦自知，學人的傲氣自是不免，行政事務必須配合學術研究的工作。

考古館青銅器鑄造實驗有了成果，試驗鑄成的觚和爵肖似殷墟出土，只是重量較重。使用古代「塊范法」鑄造，遵古炮製，每鑄一器使用一套模范，器成則需去模破范方可取出，故古代青銅器形制紋飾無一雷同者。由於陶范合攏無法嚴密，鑄成之器必留有清晰接縫痕跡，萬先生稱它為「范線」。若不是採用「塊范法」鑄造，則無「范線」痕跡，藉此可以驗證，也可作為斷代標準之一。

一般人對田野考古認為是挖掘古物，更認為古物即是古董，田野考古認為是挖古董，由於這種誤解，發生過很多故事。

當年史語所考古組在河南安陽從事田野考古發掘，所獲得標本遭當地士紳抗議，認為中央到地方上來挖寶，發動群眾阻止標本運出。經董彥堂先生出面說明，當眾開箱驗看，見是碎石塊殘破石刀石斧，另一箱是破陶片，再開一箱是貝殼，並無實物。董先生說這些是考古學家的寶物，寶字正寫，門之下的玉即是石，古時石玉不分，缶即是陶器，再加上貝殼，這些殘破石器陶片貝殼，在研究考古學的人就認為是「寶」了。一件製做精美的古器物，如果沒有出土紀錄，不明它的出身背景，還不如那些殘破石器陶片貝殼有價值。這個故事是聽石先生說的，不免對考古工作有了新的認知。

在考古館工作這麼多年來，遇到很多獻寶的故事，每每令人啼笑皆非。這些獻寶故事，都是要求鑑定真偽，其中真正的含義是想知道值多少錢，這也是很無奈的事，但又不好嚴詞拒絕。現舉出三個獻寶故事:有一位先生提了一件陶罐稱是六朝遺物，並說家中尚有不少古物，要求石先生鑑定。石先生建議應送博物館或博物院鑑定，談甚久見仍無意告辭，我在旁提醒問此一器物進院時可在警衛室驗看登記?如未經登記，不得將古物攜出，趁院警尚未換班，請石先生即刻以電話告知警衛室，由我親自送出院門，從此未見再來。

要求鑑定古物並沒有因此杜絕，有一次一位先生直入考古館後樓研究室，帶一隻紫色半透明奔馬雕刻，指為戰國時代瑪瑙雕刻。這件奔馬造形是現代洋馬，堅持請專家鑑定，此時萬先生到來，立即認出是塑膠入模成型的，因為這件奔馬有明顯「范線」。不久又一位自稱古董商，提了一個包袱，稱高價買進兩件古銅器，請求鑑定是何年代。當即請在考古館門廳就坐，打開包袱取出兩件銅器，一似簋，另一件似近代廟宇中香爐，造型紋飾粗糙，一見可知為黃銅翻砂所製，臺北萬華、三重一帶工廠均可製作，形制紋飾無一似古物，若直言為現代製品，又恐傷其自尊心，只好說這兩件銅器是藝術品，有美術價值，沒有歷史價值。對方仍不瞭解，追問是何年代，只有照實告知商周青銅器均為「塊范法」鑄造，器身留有「范線」紋痕，此兩器均非塊範鑄造，形制紋飾特殊，古器中未瞥見過，請轉向博物館鑑定。竟引起不滿，氣咻咻包起銅器一面走，一面數落：「你們是什麼學術機關啊!是真是假給我一句痛快話嘛!什麼學術機關?連這兩件銅器都看不懂…… 」塑膠馬因為有明顯的「范線」，證明是近代翻模製品，並非瑪瑙雕刻。這兩件黃銅翻砂製品沒有「范線」紋痕，證明是臺灣一般工廠製作，後來一直作為大家談笑資料。

臺灣地區考古發掘漸漸展開，各地出土標本大量擁入考古館，堆滿後樓走廊。史語所新建大樓二樓的陳列室，比考古館原來陳列主大了很多，特別邀請了專家設計陳列櫃及燈光，不亞於一流博物館，有系統的陳列歷代出土文物。與一般博物館所不同者，所陳列的文物都是本所考古工作人員所發掘的，因此每件器物都有出土紀錄。

如何有效展示這些器物，負責典守文物的何世坤先生花費很多心思，作了妥善的安排。雖說史語所的新廈就在考古館對面，如何搬運這些古物進入新家，不能有任何閃失，茲事體大，為此擬定一套搬遷計畫，並設計了搬運箱，內襯海棉，運出紀錄，中途護送，到達紀錄，都有專人，考古館行政及技術人員集中全力投入「古物搬遷」工作。此時我隨石先生搬進了新的工作室，倉庫近在咫尺，標本編自輸入電腦，標本調閱更為方便，工作效率大增。

此時石先生有意整理當年去敦煌調查的資料，這些工作是我最感興趣的。從那些泛黃的紀錄中，整理出每座石窟的窟形，當時拍攝的照片和藻井圖案的構成，這是一次接觸敦煌藝術的大好機會。正在此時人事單位告知要辦理退休，丁邦新所長問我是否會轉任其他單位?既然已到退休年齡，任何單位也不適宜，只有重拾畫筆作畫自娛了。問我仍否願在三組繼續工作，當然願意!丁所長決定以約僱人員聘我繼續隨石先生工作直到七十歲才正式離開史語所，那年是民國八十二年。

從民國五十到民國八十二年，在史語所有三十二年之久，在這段日子裡:傅斯年圖書館落成，考古館增建了後樓，史語所原是二樓建築，擴建為七層大廈。

在這段日子裡歷經了五位所長，又令人難忘的是那些位長者和同事們如:在圖書館的王寶先先生，不需卡片即可取得叢書子目。潘先生不但精於繪圖攝影，對鐘錶極有研究。從不穿西服的李光濤先生。儀表非凡的楊時逢先生。以所為家，臨終精神異常的胡古魁先生。健談的高曉梅先生。嚴肅的李濟之先生。時常垂詢北京往事的董彥堂先生。都相繼歸去，歲月無情令人傷感。

史語所至今已成立七十週年。早年在北京蠶壇、南京雞鳴寺、四川李莊、臺灣楊梅的那段日子，我都沒有趕上。在南港過四十週年、五十週年、六十週年的所慶，卻都恭逢其盛了，在蔡元培館吃過四十週年的壽宴自助餐，五十週年我們在臺北實踐堂唱了一臺戲、六十週年整是一個甲子，那年是戊辰龍年，我設計了以龍為主題，並意含四組一室的胸針和領夾。
往事有太多回憶，現在正臨七十大壽，願祝這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學術機構，永遠占有領先地位，如古金文字所言：「其萬年永保」 !

一九九八年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出版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所作